5年前香港爆發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反修例社會運動，據統計，截止今年3月底超過1萬人被捕，當中約7千名被捕人是否被起訴仍然懸而未決。多名港府官員近日接受傳媒訪問，拒絕承諾不追究未被起訴的被捕人士，認為盡早“劃線”不追究被捕個案，不符合法治原則。有曾經被捕的社運人士表示，會擔心出入境的時候會否再被拘捕，對規劃未來也大受影響。
5年前的6月盛夏，香港爆發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反修例社會運動，據統計，截止今年3月底超過1萬人被捕，當中超過4千人是學生，超過2千3百人需要為社運案承擔法律後果，截至今年 7 月仍有超過 7千名被捕人是否被起訴仍然懸而未決。
港府官員拒就反修例被捕未起訴個案“劃線”
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去年 2 月曾經表示，正檢視相關案件，會在月內公布跟進和處理方式，不過，同年5月特首李家超表示，定一個“所謂的”、不基於任何證據考慮的時間表，是不切實際，未必符合法治精神，他對警方依法、按實情處理反修例被捕人士的案件有信心。
事隔超過一年半，當局仍未公佈反修例運動被捕而未起訴的個案有何具體進展。前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10月初接受香港《明報》專訪時建議政府，如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反修例未被起訴的個案，“為件事劃一條線”。
香港《明報》星期一(10月28日)刊登律政司司長林定國的專訪，不點名回應張炳良為反修例未被起訴個案“劃線”的建議。
林定國表示，未被檢控的人士可以行使一般人所享有的自由，包括讀書、工作以及出埠旅遊，他強調嚴重刑事案件沒有檢控時限，日後可能出現新證據，認為“劃線”不符法治原則。
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星期一接受傳媒訪問時，亦不點名反駁張炳良“劃線”的建議。鄧炳強認為，相關建議是“將非法事情合法化”，除非法例訂明檢控時限，否則“劃線”有違法治精神和原則。
至於有涉案人士被捕至今5年仍未審訊，鄧炳強否認是不公平，他強調警方需要時間取證，例如逐格檢視閉路電視片段，他又表示，警方幾時有證據，就幾時去拘捕。他舉例部份人犯法後，“走咗佬(潛逃)20年”，回到香港警方都一樣會作出拘捕，他認為這個就係法治精神。
社運人士指無限期被追究或影響工作
2019年曾經因為反修例運動被捕，至今未被起訴的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嘉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，5年來並不是好像林定國所講，可以如常生活，與很多被捕人一樣會擔心出入境的時候會否再被拘捕，也好像永遠都不知道律政司基於甚麼考量，決定控告與否，他形容長期留著一條“尾巴”不是好事。
周嘉發說：“我們好像永遠都不知道，到底現在律政司是基於些甚麼考量，去決定告還是不告呢﹖會不會將來又可以發明到一些新的條例，可以追溯當時一些合法的行為呢﹖即是這些都是令人擔心的，最重要就是你始終是當年被捕的一份子的話，這些資料又會不會流出呢﹖會不會影響你去找工作也好，又或者是你的升遷也好，即是好像永遠都是留有一個”尾巴”，我覺得確實不是一件好事。”
周嘉發表示，他希望盡快就反修例運動的案件有一個了斷，讓外界知道政府是“向前看”，而不是不斷要追究一些“陳年往事”。
周嘉發說：“對於無論我本人也好，任何牽涉這些2019年的示威案件的人都好，其實都是想有個了斷，即是起碼都我們知道政府現在即的是‘向前看’的，不是還在這裡跟我們計(較)一些甚麼‘陳年往事’。即是到底再進一步去檢控這一班人，是在傳遞一些甚麼信息給這個社會，以及未來一代去看也好，又或者是國際社會會怎樣去看待這一些未來可能會發生的政治檢控﹖但是當我們都沒有將這些追究警暴放在口唇邊的時候，是不是政府都繼續是要重提2019年的事呢﹖如果它可以說未有證據就可以將來檢控的，會不會警暴都只是未有證據遞到法官前面而已﹖我們一直(保)存著很多證據的。”
扼殺創造力不利經濟發展
周嘉發表示，很多反修例運動被捕而未被起訴的人，都會影響未來的規劃，尤其是專業人士，如果突然被起訴很可能會失去專業資格，他認為當局的做法不利社會復和，甚至有可能影響經濟發展。
周嘉發說：“我覺得其實在國安法(實施)之後，其實都是迫香港人做決擇，即是是不是想留在一個不穩定的地方去發展，還是想安心去找一個好地方去住呢﹖很多這些決定都是(由於)政府的一念之差。即是你這樣去扼殺這個地方(香港)的創造力，其實都是對於你的經濟復甦也好，或者是長遠你是可以發展到有自己特色的經濟、產業，其實這些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的。”
質疑當局是否有心讓社會復和
香港社工學者、現任英國倫敦京士頓學院(Kingston College London)社工課程講師龔偉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，香港政府拒絕盡快就反修例運動懸而未決的個案”劃線”，令人質疑當局是否有心讓社會復和，他認為這樣的社會氣氛會影響超過一個世代的年青人，可能令他們對將來失去盼望。
龔偉森說：其實政府有沒有心去復和的呢﹖去到拖著大家、或者是令到(過去)幾年的，或者我們叫做一個世代、或者甚至乎已經兩個世代的青年人，他們已經是對將來很難有盼望了，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原來停了幾年，他們跟社會的接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，政府會不會有資源投入去令到這班年青人跟社會(重新)接軌呢﹖這個亦是另一個的問號了。
龔偉森表示，近年香港社會表面回復平靜，但是港府的做法反映當局仍然未放心，要用高壓的方式控制異見聲音。
龔偉森說：“其實政府這樣去拖著，是不是一種政治的、故意要塑造一種政治的白色恐怖呢﹖令到人們繼續去噤聲呢﹖即是原來禁了5年了還要禁下去，究竟這種噤聲要禁到多少年呢﹖在甚麼情況底下是可以對政府的一些政策是可以給一些意見，而這些意見可能在政府的角度來講是反對的，是不是在反映在整個我們的香港社會，已經不再有一個是可以反對，或者不同意政府的聲音的呢﹖這種很可能是違背良心的做法，即是我見到一些不公義的事不發聲，或者見到一些不合理的事不發聲，這種氣氛慢慢拖延下去，其實很蠶食整個社會對社會正義的投入。”
長遠而言或影響社會治安
龔偉森表示，這種嚴刑峻法、壓制公民社會的氛圍，可能會影響市民的精神健康，長遠而言亦會對社會治安造成負面的影響。
龔偉森說：“對於小市民或者是一些公民社會來講，即是‘有寃無路訴’、這種‘有寃無路訴’會不會是可能長久來講，是可能造成很多不同精神健康上面的問題，以致可能是很多傷人、或者可能命案、偷竊等的罪行是會發生呢﹖這個在社會學上都有一些理論去支持的，尤其是當一個社會不開放、當一個社會愈禁閉的時候，就愈有很多非法的行為會出現，似乎香港暫時不是很看到這樣(的情況)，因為都是只有5年的時間，但是長遠下去似乎這個(問題)我們都值得去觀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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