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時不少醫學程序已可借助AI工具處理，例如是助醫生判斷大腸瘜肉是否惡性、審視藥物之間有否交互反應等。醫生若有醫療失誤可由醫務委員會監督，但如AI出錯向誰問責，屬重要倫理問題之一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高級副校長（健康及生命科學）沈祖堯昨出席公眾講座回應提問，他認為醫生與AI醫療工具應分別是機長與副駕駛關係，醫生應掌「最終決策權」。
沈祖堯表示，不少研究曾向普羅大眾問意見，在醫療程序使用AI，如有醫療事故，責任由誰承擔，「大部分人答案都認為是醫生」。因此，他認為較理想模式是科技輔助，但最終仍由醫生做判斷。他以無人駕駛為例，駕駛座上不一定要有人，但設計上仍要留有軚盤、油門及煞車腳踏，「當系統出錯，準備衝落山時，仍預留空間讓人可以取回系統手動的控制權，由人去承擔最後責任」。
他形容，醫療體系的安排亦應類同，並按人為操控程度分不同等級；有更多控制權，所需承擔責任就更多。「理論上完全沒人為控制，醫生只是坐着拖住病人的手的話，（醫生）就沒理由需要承擔責任，但我們不希望這種情况發生。」
未來醫生將無可避免更多地使用AI，沈表示，因此現時醫學訓練，愈來愈着重學生要對數據分析及AI有起碼認識。他說，不需要所有醫生懂得編程，但要有能力判斷AI系統優劣，如某模型用了較差的數據訓練，要能夠判斷不應取信。醫生亦要能夠處理使用AI可能產生的倫理問題。
至於在AI輔助下，部分醫療程序毋須再由醫生處理，沈表示，「deskilling（技能喪失）將必然發生」，暫未能完全解決。但他以數學運算比喻，當計數機故障時，仍要確保運算者「懂用九因歌、心算計到條數」，醫生亦須維持具核心知識。
AI取代部分程序仍有正面價值，他認為一個比喻貼切，科技有如「食肉蟲」可將爛肉吃掉，留空間長出新肉；同理地，當AI協助醫生處理一些程序，例如在醫生向病人問症後可自動生成報告，就可讓醫生騰出時間，處理更重要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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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報記者 鄭律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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